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著书立说从来就是一项极其神圣的事情，即使在目前书刊出版相对混乱、图书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下，国人对著书者仍心存崇敬。于是“写书”、“编书”（而不是“著书”）成为时尚成为潮流。在目前图书市场正在逐步发育、出版产业正在进一步市场化的社会背景下，在形形色色的写书者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商业的即“利”的目的来行事的，也有为数众多的写书者把写书当作了职称晋升的敲门砖即“名”的目的来运作自己的出版物，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写书者在出版社允许或默认的前提下，本着“名利兼顾”的原则来写书。其实，不管写书的目的是高尚的或不怎么高尚甚至有点歪斜的，只要是通过正常的劳动并且写出来的书具有某种文化的或社会的或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就可以得到承认，至少不应受到批评。
然而，由张灿辉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翦伯赞传》就不是那么回事。张著《翦伯赞传》是在“名利双收”的原则下，通过抄袭剽窃攒就（而不是“著”）的一本典型的欺世盗名之作。张著《翦伯赞传》其一不是通过正当劳动（即诚实写作）创造出来的作品；其二不是一本具有某种文化的或社会的积极意义的作品。作者及出版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著书立说”从神圣的光圈中拉了出来，进入了低俗空间。
先说其一。作者在撰著《翦伯赞传》一书的过程中，大量抄袭了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的《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尤其从文集中荣天琳先生的《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张芝联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根本区别》、许大龄先生的《学习翦老从戏曲小说中搜集和分析史料的治学方法》、苏双碧先生的《对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历史评价》、张传玺、杨济安先生的《翦伯赞传略》、杨济安先生的《翦伯赞著述目录》抄袭了大段大段的文字。另外张灿辉还抄袭了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学典先生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
记者通过采访和分析获知，在张灿辉的抄袭行为中，有80％的文字篇幅是完全照抄的，比如，对荣天琳先生“关于抗日战争期间的翦伯赞”的抄袭；有10％的篇幅是穿插着进行抄袭，比如对张传玺先生的“关于解放战争期间的翦伯赞”的抄袭。总的抄袭比例在张灿辉的作品中占了90％以上。另外张灿辉著《翦伯赞传》一书共22万字，张灿辉通过抄袭或穿插抄袭完成的大约是16万字，另外近5万字就是本书的附记，即翦伯赞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和杨济安的《翦伯赞先生学术著述目录》，这些被张灿辉拿来抄袭的附记其实也是有着版权问题的。
记者在就这个发生在中国著作权法业已公布几个年头的1999年4月份采访被抄袭的当事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先生和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先生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气愤地说，这是一种发生在学术领域的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是当前学术风气不正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在学术领域的简单粗暴的以身试法。
再说其二。在由伟人传记、文人传记、名人传记、学人传记等组成的传记图书阵营里，学人传记对著者的要求可以说是最高的。他要求作者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对传主的人生和学术历程的了解都要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程度，如果说深一点还要求作者对传主涉及的学术专业有非同一般的认识。一本学人传记除了必须符合一般人物传记的所有特征外，比如学人生平、求学经历、治学方法、学术成就等，还应尽量客观地陈述学者所处的学术领域的一些背景知识，否则读者很难通过读书了解到真实的学人风貌。
因为是抄袭得来的作品，张著《翦伯赞传》不仅缺乏基本的传记作品所应有的品质，而且对翦老的学术人格的介绍也是一鳞半爪；因为是拼凑之作，该书完全没有达到传记作品所能具有的对传主的“立传”的效果，我们在读完全书后对翦老的生平完全是一种模糊的印象，尤其对作者着墨甚多的学术方面，也是越看越糊涂。
就是这样一本典型的欺世盗名之作，却非常可笑地被收入在“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九五”国家教委重点图书选题中，堂而皇之地得以出版。这种图书的出版结果非常有力地表明：1、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项目评估和对研究成果的监督（包括社科项目研究基金的使用）已经到了何等糟糕的程度。国家每年从财政里面所拨出的非常有限的研究经费，竟然帮助如此劣质的作品大行其道，而一些亟需大力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却因为得不到政府资金的支持而难以开展研究工作。有人说，这其实就是学术文化领域的“豆腐渣工程”，这似乎也应当被看作一种典型的学术文化领域的腐败。2、出版社的三审制度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疏漏。三审制是我国出版行业首先为了防止在意识形态领域有背我国新闻出版政策、偏离我国出版方向而制定的；同时三审制也是为了防止质量低劣的图书流入社会，给读者、给社会带来极坏的负面效果和负面影响，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带来极大危害。但就是秉持这样一种宗旨的出版审核制度，竟让这样一本伪劣之作堂而皇之地顺利出版，并被堂而皇之地行销于市，可见此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被渗透了如何之多的水分，也可以看出执行这一制度的某些出版社已经到了无视此一制度的程度。3、出版者在图书出版上的不负责任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中国的出版社和出版人一向以为广大读书人服务、为学术文化的建设和进步服务、为提高我国广大民众的文明程度而服务为工作宗旨；中国的出版事业一向以为广大的读书人服务而被奉为神圣的职业，是播布知识、塑造灵魂、传扬文化良知、积累理性精神的庄严而伟大的职业，出版者也因此而受到全国广大读书人的爱戴。但令人担心的是，竟有如此受人爱戴的一部分人非常不负责任地出版了张著《翦伯赞传》这样一部欺世盗名的伪劣之作。这对全国的广大读书人带来了极大的情感伤害，对其他有良知的严谨的出版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其强烈的附带伤害。
张灿辉著《翦伯赞传》一书的出版发行，不仅给中国当前的学风建设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也不仅对处于剧烈变化中的出版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声誉上的伤害，而且给购买此书的历史学科或历史学科以外的广大读者造成了损失。所幸的是，由曾经任翦伯赞秘书和学术助手的北京大学教授张传玺先生撰著的《翦伯赞传》一书，1998年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前、也是在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本总字数逾50万字的传记作品，主旨是向读者介绍翦先生这位维吾尔族的伟大儿子传奇式的革命生涯，以及他为在中国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及在教育战线上的巨大成就。这本求真求实，平铺直叙，一般不做学术探讨，不做学术论辩和考证的学人传记，花费了作者前后将近18年的时间。这本传记史料翔实，观点鲜明，文字流畅，远非张灿辉抄袭剽窃而成的《翦伯赞传》可以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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